原标题:银保监会提示金融直播营销风险 警惕非专业人士误导或欺骗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杜燕飞)直播带货这一新媒体购物形式出现以来,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其中,有些金融产品相关的直播营销行为存在风险隐患。为此,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5号风险提示,提醒社会公众:应注意甄别金融直播营销广告主体资质,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和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重要信息和风险等级,防范直播营销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风险;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投资、消费观念。

银保监会表示,当前金融直播营销存在两方面主要风险:第一,金融直播营销主体混乱,或隐藏诈骗风险。

一是无资质主体“鱼目混珠”。由于直播平台开设账号基本无门槛限制,一些无资质主体擅自开展金融产品直播营销,涉嫌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销宣传活动。甚至有所谓的“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外汇、网络理财为名进行诈骗。还有直播平台为吸引用户,承诺在平台充值后有高额收益并可随时提现,存在异化为非法集资的风险。

二是直播平台信息设置混乱。有的直播平台信息设置混乱,没有清晰展示分期、借贷等金融产品实际提供者,平台用户可能被营销氛围带动,在主体不清、风险不明的情况下冲动消费。

三是非专业人士误导或欺骗。有些并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士自我包装为“理财专家”“保险专家”,对金融产品进行不当解读、不当类比。加之直播平台受众广泛,金融知识薄弱、风险防范能力差的用户易受误导或欺骗。

第二,直播营销行为存在销售误导风险。

一是虚假或夸大宣传。有的直播营销为博眼球,对借贷产品、保险产品、理财产品等搞夸大宣传、噱头宣传:如“最快x分钟放款”“最长免息xx天”“免息”“首月仅需几元,最高几百万保障”“限时限量”等,但实际上多数消费者难以符合广告宣称的免息条件、放贷条件或产品销售范围,亦或是“免息不免费”、隐含保费逐月递增等。

二是偷换概念、简单比价。有的直播营销广告以万元借款需支付的日利息来强调息费低,易导致消费者对借款成本产生错误认识,但实际的综合年化利率水平相当高。有的仅对保险产品价格进行简单比较,却不详细介绍保险责任,故意隐瞒除外责任、分红收益不确定等重要信息,甚至曲解保险产品条款,宣称“什么都保”,容易引发消费者误解。

三是信息披露、风险告知或提示不到位。有的直播营销行为未能向观众充分提示金融产品存在的风险、免责条款等,或者没有用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对权利义务、风险等级等重要信息进行说明,消费者可能在未充分知悉风险的情况下被带动,购买了不适当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银保监会表示,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规定,金融营销宣传是经营活动的重要环节,未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市场主体,不得开展与该金融业务相关的营销宣传活动。相关主体应在取得相应金融业务经营资质的前提下自行开展或委托他人开展金融营销宣传活动。各金融机构应当落实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主体责任,切实规范本机构及合作方的金融营销宣传行为。

为此,银保监会明确指出,消费者可从三方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第一,辨明直播主体资质。目前,大部分直播营销更倾向于发挥流量引导作用,通过直播吸引消费者兴趣后,以提供购买链接或线下引流的方式,促使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如有意购买,应弄清发布营销广告、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注意相应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或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质,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和渠道。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在正规金融机构销售渠道以外的页面随意提供个人重要金融信息、身份信息,防范欺诈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第二,看清直播内容。金融营销在直播场景下,容易出现由于直播时间限制或消费者中途观看等原因导致的信息披露不足、消费者信息获取不全等情况。建议理性对待直播营销行为,在购买前充分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信息,如借贷产品的息费标准、实际年化利率,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缴费要求,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等,树立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坚持科学理性的投资观。警惕一些金融直播营销中信息披露不足、风险提示不到位、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保收益等销售误导问题,避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第三,知悉金融消费或投资风险。金融产品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一般需要根据消费者或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针对性推介,而直播带货模式下无法有效识别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做不到一对一地充分沟通。公众应对此有理性、清醒的认知,不被直播营销所营造的氛围煽动而盲目消费或冲动投资,在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合同内容、息费标准、免责条款、风险等级等重要信息后,审慎评估自身是否能够承担或接受,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

新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实施在即,金融消费者保护将更加有法可依。近期发布的多部法律法规也就强化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财产安全等权益保护作出规定。与此同时,监管对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各类处罚“节奏”明显加快。

监管重拳出击的背后,是我国金融消费市场的行业乱象。数据显示,去年央行接到金融消费者投诉超6.3万笔,同比增长86.64%。业内指出,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频发,与从业机构经营管理不规范、消费者自身金融素养不高等因素有关。下一步,应从制度体系、行业监管、消费者教育等多方面加快补齐短板。

重拳严罚 多部新规齐力“保护”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下称《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将原规范性文件升格为部门规章,对银行、支付机构在信息安全等关键领域的经营行为划出多条红线,并配置相应罚则,解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违法违规成本较低的问题,使金融消费者保护更加有法可依、有据可依。业内指出,《办法》作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政策,标志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迎来新局面。

实际上,近期发布的多部法律法规也就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出规定。在信息保护方面,新发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新设第六章“客户权益保护”,对个人信息保护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此前,国家金标委和信安标委还通过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范》和《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等行业标准,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提出了相应要求。《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也被央行列入2020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财产安全方面,央行日前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分析人士表示,建立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业保障基金,是央行在对支付机构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后,给支付行业上的第二道“保险”。

除了接连出台监管文件,监管对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各类处罚“节奏”也明显加快。近日,央行对部分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行为立案调查,对相关金融机构及负责人予以警告并处以罚款。央行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工作,坚持对侵害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行为“零容忍”,对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乱象频仍 去年投诉量增超八成

监管重拳出击的背后,是我国金融消费市场的行业乱象。业内专家指出,这与从业机构经营管理不规范、消费者自身金融素养不高等因素有关。

央行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央行接到金融消费者投诉超6.3万笔,同比增长86.64%。金融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管理、银行卡、贷款、征信管理等方面,在全部投诉中的占比分别为33.15%、27.35%、5.84%、4.27%。另外,储蓄、人民币管理、个人金融信息等也成为金融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领域。

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宫尧表示,国内金融消费市场在过去几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数字金融的兴起提升了大众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丰富了金融产品的供给方式,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普遍较高、部分从业机构经营管理不规范、消费者金融素养参差不齐等,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频发。

这其中,从业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足、内部控制不强等问题尤为突出。例如,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日前通报招联消费金融公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指出招联消费金融公司营销宣传存在夸大、误导情况。在相关宣传页面、营销话术中,未明确说明展示利率为日利率、月利率还是年利率,“超低利率”“全民都可借”等宣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通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引起警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营销宣传、收费管理、第三方管控、催收管理等方面开展对照检视,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我国在消费者自身金融素养提升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宫尧表示,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创新,监管措施往往滞后,甚至出现监管真空期。此时消费者能否正确认知自己的需求、准确识别产品包含的风险,做出理性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者能否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短板待补 体系建设仍需完善

专家表示,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下一步应从制度体系、行业监管、消费者教育等多方面补齐短板。

宫尧表示,过去五年,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跨越,目前已具备较完整的监管框架和机构设置,各项机制成效逐渐显现。央行发布的《办法》提升了法律效力,内容也更加完善,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银行业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保险、证券行业仍缺少全面的、高层级的消费者保护法规,跨行业或创新类的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更是常常处于监管真空,对消费者权益构成潜在风险。此外,金融科技的发展催生了大量金融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对隐私保护、信息安全、数据使用提出更高要求,也对消费者保护提出新的挑战。围绕金融创新中消费者保护,亟须出台效力等级较高且能够前瞻性反映市场发展方向的政策,扎紧金融创新的制度篱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车宁指出,下一步,还应着力压实从业机构相关责任。建议在划分明晰的基础上,要求相关金融机构包括从事金融服务的科技企业依法、依约切实履行对消费者的责任义务。对相关机构的追责要更切实有效、更有针对性,使责任能够落到实处,推动相关问题在个案、机构层面得到解决,不至于恶化成为群体性事件乃至系统风险。同时,充分运用监管科技前沿工具,综合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降低黑色产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的干扰,维护风清气正的市场氛围。

同时,多措并举实施金融消费者教育。宫尧表示,金融消费者教育是一项面向全民的系统工程,涉及政策制定、体制搭建等多个方面,需要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协力完成。例如,央行自2013年起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金融机构也广泛参与,围绕储蓄、信贷、保险、支付、理财等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打造了以监管牵头、行业参与模式开展消费者教育的生动样板。(汪子旭)

监管高层近期密集发声,释放出新一轮金融开放信号。记者获悉,下一步,我国将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将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联互通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跨境金融业务将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在加快开放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好各类“防火墙”,《宏观审慎政策指引》将适时发布。

监管层释放金融开放新信号

近期,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密集发声,释放了新一轮金融开放政策信号。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将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易纲说。

易纲指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

资本市场开放方面,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下一步,将从多方面加强努力,将继续推进市场和产品开放,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联互通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同时不断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深化国际监管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开放措施还将在北京等地区先行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研究整合跨境证券投资账户管理,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等创新措施,进一步支持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贸区建设。

外资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利好不断释放,外资金融机构也在加速抢滩中国市场。

近日,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递交了证券公司设立审批的申请材料,并获得证监会受理。业内指出,如果最终落地,将成为又一家国际巨头在内地证券领域的“落子”,为内地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竞争以及更多元化的服务和理念。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来,已有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大和证券(中国)、星展证券(中国)四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陆续落地。高盛高华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瑞信方正证券三家合资券商也先后获批成为外资控股券商。

金融市场方面,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拟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

“金融开放给渣打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拓思表示,中国的金融开放一方面能让渣打更好地支持国际客户,同时也让渣打能够更好服务中国客户,渣打也将在其向海外市场开拓的国际化过程中提供帮助。

外资机构对于中国金融开放还有更多期待。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认为,允许外资机构实现更高的参与度,将为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样化发展带来创新思路。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沃尔德伦提出,未来监管机构可考虑允许外国投资人更自由、更顺畅地向中国注资,允许资本更自由、更灵活地双向跨境流动。

加强跨境监管防范重大风险

在加快开放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专家指出,监管部门的一系列开放举措,已经为防范相应风险的产生作出制度安排。其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就包括“非禁即入”,在进一步放松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经营限制的同时,保护部分敏感领域,避免出现过度开放而引发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透露,下一步,监管部门还将适时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总体设计和治理机制。将重点健全跨境资金流动等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分步实施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并将其制度化。根据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

“开放的幅度和水平、开放中能否实现市场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特别是跨境监管能力的提升。”对于加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方星海说,将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建立健全数据通报、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跨境监管合作和执法机制,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强保障。(记者 汪子旭 向家莹)

[ 责编:袁晴 ]

10月21日,刘鹤副总理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致辞,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令人振奋的最新判断,即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度向好,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根据我国经济出现的三大新趋势,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刘副总理对金融系统重点工作提出五项要求,涉及政策基调、改革举措、科技支撑和对外开放。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增长活力、推动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生命至上,果断决策先控制疫情再稳步恢复经济,经过举国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重大阶段性战略成果。刘副总理表示“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是对这一向好态势的肯定,十分鼓舞人心。

同时,刘副总理分析了我国经济出现的三个新趋势,即创新对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更加重视围绕最终需求发展新产业、更加重视绿色发展。这是对“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生动诠释,体现了全面思维、辩证视角、长远眼光。他用一句“坏事正在变成好事”,强调指出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给大家以积极鼓励。的确,一些干扰因素给我们带来短期困难,但更促使企业界、科技界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惟有自强,才能更好参与全球发展。要重视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新趋势,顺应新趋势,善用新趋势。

针对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新特点,刘副总理提出金融系统五项重点工作要求,一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二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构建多层次银行机构体系,四是注重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五是继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笔者认为,这五方面要求是统分相济、前后贯通、稳进结合的有机整体,对于做好下一步金融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第一条“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具有管总的作用。刘鹤副总理指出,“始终根据市场形势和经济增长需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政策稳定”。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稳、国内复工复产逐步推进的当下,货币政策坚持基本稳定、灵活适度,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应对各种可能的新变化,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这对于保障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具有重要作用。有的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流动性,其潜在的外溢风险不可低估,我们要留有余地、做到可进可退;要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需要实施恰当的政策措施。第五条“继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也具有管总的作用。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必须也只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得到更好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不动摇,发展资本市场、银行体系、金融科技都要更多引入高水平的国际竞争者,都要全面与国际最佳实践对接。可以说,货币政策稳定、灵活适度是为了保障“理性的流动性”,坚持全面对外开放是为了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自身发展与全球发展的相互统一。

第二条“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第三条“构建多层次银行机构体系”、第四条“注重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是针对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任务提出来的,体现了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金融服务与金融科技、金融市场与制度建设的相互统一。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来看,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很大,当前要在提升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内涵式发展,因此强调“大力发展”;银行机构体系重在优化结构,因此重点在这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而金融科技是资本市场、银行机构体系面对的重要时代变量,既要抓住机遇、用好科技力量,又要趋利避害、防范风险。

刘鹤副总理提出的金融系统五方面重点工作要求,是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重要指引,是一个体系性的要求。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以及市场各参与方要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巩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已有优势,推动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科技良性互动的新优势。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思路,推动新一轮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把中国经济自身发展与全球经济共享发展统一起来,为世界更好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董少鹏)

发展普惠金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又是普惠金融的重要领域。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成效显著,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态势。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显示,截至2019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全年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多增85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704万户,同比增长26.4%;当年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6.7%,较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6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小微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冲击,资金链紧张问题更加突出,也需要更多金融支持。对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务院金融委协调部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协同发力,从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增大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发展、提高小微企业信贷担保、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予以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小微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金融服务供给仍然不足,需要打通普惠金融堵点,以更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首先,创新金融产品,解决小微企业金融产品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行业地位、资产构成、经营模式等,决定了其金融服务需求具有自己的特点,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也需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如在信贷产品方面,需要结合小微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少,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占比较高的特点,更多地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更多地发展信用贷款产品,减少对不动产抵押的要求,让信贷产品更符合小微企业的资产结构和金融服务需求特点。

其次,增加科技运用,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不畅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采用人工服务方式,依靠传统物理网点渠道,不能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也不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服务成本。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在小微金融领域更多地加以应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完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把更多的金融服务往线上迁移,更多通过“非接触”的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让小微企业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

再次,完善数据共享,解决小微企业经营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小微企业财务信息不规范、对外披露不及时,金融机构无法全面有效了解小微企业,不利于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小微企业。受经营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简单依靠小微企业单方健全财务信息并强化对外披露,可操作性较低。因此,需要推动多维度替代数据的整合共享,统筹推进小微企业税务、电力、社保等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共享,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解决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不足进而影响其获得信贷支持问题。

最后,强化政策传导,解决小微企业支持政策落实不及时的问题。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国内出台了多项政策,需要及时有效贯彻落实。在这方面,也需要持续开展银企对接和交流,及时向小微企业宣传最新政策,让小微企业充分了解并运用优惠政策。同时,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金融资源是小微企业发展的必备要素之一,需要发展好普惠金融强化小微企业金融资源获取。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三方共同努力,多措并举,打通普惠金融发展堵点,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降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获取成本,切实让金融有效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娄飞鹏)

原标题:多地普惠金融错位发展 区域金融改革加速推进

区域金融改革持续深化。日前,《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山东省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印发。至此,全国范围内经国务院批准的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扩至五省七地,形成了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格局。除了普惠金融试验区,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以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区域金融改革也在加速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运用好区域改革试点这一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按照“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积极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等国家宏观政策大局。

2015年底,国务院专门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把普惠金融上升到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高度。2016年12月,《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印发,兰考县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此后,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惠金融区域改革试点。截至目前,经国务院批准的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共有七个,分布在五省,包括河南省兰考县、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江西省赣州市和吉安市、山东省临沂市。其中山东省临沂市为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其余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我国地域差异很大,在农村层面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更大,如果在全国推广统一的改革模板,就会面临较大困难,而根据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差异化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则更加符合国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他还说,对于普惠金融而言,近年来,普惠金融领域已经出台了很多总体监管政策,但各地需要支持的普惠金融主体不同,支持重点也不一样,区域性试点更能助推整体政策在不同地区更好地落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因地制宜,改革方案侧重点各有不同。以兰考县为例,河南兰考县是传统农业县,也是我国县域经济典型代表,兰考试验区建设紧紧围绕“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三年多来,兰考试验区已初步形成了以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核心,以普惠授信体系、信用信息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为基本内容的“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数字普惠平台建设,据人民银行上述负责人介绍,截至2020年7月末,平台上线了200余家商业银行(含分支行)各类信贷、理财、便民支付缴费等普惠类产品超1900款,上线20家银行230款信用卡产品,远超兰考县九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产品数量。

“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通过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共同发力,较好解决了农民贷款难、信息采集难、风险防控难等问题。“2018年4月,我被评为3A信用户,顺利借到了第一笔10万元贷款,还是免息的。

我拿这笔钱买了点老房梁,做生产琴板的原材料。”河南省兰考县堌阳镇范场村农户徐雨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是5A信用户,贷款额度也提高到了30万元。

除了兰考试验区,其他金融改革试验区也各具特色。据上述人民银行负责人介绍,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江西省赣州市和吉安市同属革命老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试验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发展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推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振兴发展,为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探索积累经验。浙江省宁波市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众多,试验区建设侧重探索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及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在上述地区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有利于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格局,为全国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通过小范围试点来验证改革和创新举措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然后复制推广,体现了区域金融改革‘以点带面’的意义。”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兰考模式”为全局共性问题探索和总结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改革经验已在河南全省推广。上述人民银行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运用好区域改革试点这一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按照“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积极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等国家宏观政策大局。(记者 张莫 实习生 王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