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朱世宏:2018年四川将推中小学“课后托管”改革

“四川将坚持财、人、物大力向贫困地区倾斜,重点向深度贫困县倾斜,保障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基本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最关心的内容是“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四川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努力早已有之。据介绍,过去5年,四川“全面改薄”(即“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累计投入资金237亿元, 126个县(市、区)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通过实施15年免费教育、“一村一幼”等重大改革工程,藏区彝区2012年至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了4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提高了26%。

人大代表朱世宏:2018年四川将推中小学“课后托管”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 新华网 图

在朱世宏看来,教育扶贫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治本之策。“今年四川教育扶贫专项计划安排资金91.83亿元,将帮助全省161个扶贫任务县的100.62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解决就学困难,不因贫失学。”他表示,四川将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基本需要;推进实施“全面改薄”项目、《民族地区十年行动计划》、大小凉山教育扶贫提升工程等,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培养,提升教育质量;实施人才计划,为深度贫困县招录培养一批留得住的本土人才。

“上学难”的问题有了应对之策,“放学难”的问题又成了关注焦点。

很多地方的中小学下午放学时间在三点半左右。这个时间点,多数家长还在上班,无暇接孩子回家,“三点半难题”成了困扰一些家庭的痛点。

针对这一问题,朱世宏表示,2018年四川将推动中小学“课后托管”改革试点,在坚持学生家长自愿的原则下,鼓励广大中小学校结合实际积极作为,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朱世宏认为,“课后托管”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中科大“少年班”40年 第一神童38岁出家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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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更经常地,是被称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少年班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当年继中科大之后,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华中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等高校历史上都曾经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资源有限,将之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或“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被选中的“神童”在概念上显然不只是指天禀,还是一种社会期望。换言之,他们的天禀既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等集体,甚至要属于公共利益:被寄望给亲属带来向上流动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荣耀,向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一旦他们后来学习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却是嘲讽。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迹报道。

神童也是人“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

“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中科大“少年班”40年 第一神童38岁出家为僧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现。去年爆出的“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虽然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事并未核实,但当地教育局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还代表了当地教育质量。这样的好事,当然有人愿意相信。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

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她强调:

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在这里有一种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即“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它往往会给它的主人带来灾祸”。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中,母亲早逝的七岁女孩玛丽是个数学神童,但当她的天份显露出来时,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却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极有天份,但也因此从小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不幸自杀。

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个神童,那就算砸锅卖铁也必须确保他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时,全家人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都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仍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论,看看张炘炀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学,别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智力发育早,但未必潜力也一定更强,更不能证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懂事早熟,相反,他们往往倒是由于过分偏重智力发展,导致生活能力上出现问题。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中科大“少年班”40年 第一神童38岁出家为僧

▲宁铂在《实话实说》(1998)节目。

中国天才养成计划“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

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

根据《无声的革命》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中科大“少年班”40年 第一神童38岁出家为僧

▲早期少年班的师生。图片来自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网站。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制造神童“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中国天才养成计划“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

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

根据《无声的革命》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制造神童 “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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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少年班”40年 第一神童38岁出家为僧

原标题:外媒:中国带来更多机会 巴西等国开始普通话教育

据南美侨报网编译称,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带来了更多贸易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因此,一些国家的学校以及家长更早开始让孩子们学习普通话。

中国带来更多机会 巴西等国开始普通话教育

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3日,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在圣保罗最大的伊比拉布埃拉公园举办盛大元宵节灯会。富有中国特色的歌舞节目和中国书法、剪纸及服饰展示吸引了数万民众参加。图为巴西圣保罗华人画家现场作画助兴。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 摄

巴西网站“Gazeta do Povo”日前报道,在美国,一些基础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教授普通话。在纽约市,一些私立或者是公立学校从3岁开始就可以提供普通话选修课。

《华尔街日报》称,从2012年开始,许多美国家庭开始在中国生活,为了能讲更流利的普通话。此外,一些美国家庭开始招聘中文教师,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教学,并招聘会讲中文的保姆。

在南非,2016年开始普通话教学成为了公立学校中的一部分。“这一举措将带来长期的利益,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南非国际关系机构的研究员桑莎·乃杜(Sanusha Naidu)说。

在巴西,虽然普通话的课程几乎只在语言学校中教授,但一些基础教育机构也开始注意这门语言。“这几年来,许多巴西人都会从事和中国相关的工作,因此巴西父母看到了这种机会,我发现让孩子们学习普通话的巴西家长越来越多。”库里提巴市(Curitiba)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林春生(Lin Chun Hsein,音译)说。

除了英语外,巴西尼泰罗伊市(Niterói)一州立数学学校开始为中学生提供普通话教学。这所学校已经派出过一批学生到中国学习,为的是让学生全面融入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当中。

对于普通话的学习,难度也不可小觑。比如英国招聘企业Page Executive的主管西蒙·贝尔(Simon Bell)表示,中文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学习时间至少要达到2200个小时以上,比如西班牙语,学习大约700个小时就可以掌握。

“想要说流利的普通话,至少要在中国生活三到四年的时间。除非你非常年轻,或者在这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否则也很难对事业产生什么帮助。”亚洲招聘企业HELEX Asia的合伙人亚历克斯·伯格芬(Alex Berghofen)说。

因此,有人提出要从小就开始学习普通话,因为儿童更容易吸收新的东西,同时让孩子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让学生产生更多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使用跨文化教学方法,不一定要对语言本身进行学习,可以用文化来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巴西巴拉那州联邦大学(UFPR)的语言教授费尔南达·席尔瓦·维罗索(Fernanda Silva Veloso)说。

此外,也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来学习普通话。巴西人马塞洛·吉尔伯格(Marcelo Zilberberg)就创建了一个普通话学习应用程序“Mandarin Journey”,该软件就通过互动式连环漫画来教授普通话。

实习编辑:郑萌  责任编辑:王颖

减负夜谭:课外负担减少焦虑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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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牛一刀:“减负”夜谭

为什么说“减负”要夜谈,为嘛白天不谈?实在因为白天容易浮躁,易说胡话。这几天,拿“减负”说事的人实在多,鬼话、空话、大话充斥网络。夜,也许能让人冷静,也许能对“减负”作些深思。

“减负”的“负”为何物?指的是过重课业负担,过重的心理负担,减负是减掉过重的,不合理的部分。没有负担的学习是不存在的,那么减负应是减去学生身心发展不符的负担。这是谈论“减负”的基础,所以不存在什么“片面减负”这样的命题,谈论“片面减负”的教授显然是不食人间烟火。

减负说了几十年,减了几十年,事实上没有减下来,如果能减下来了,那减负的话题如今就不可能如此热门。为什么?值得我辈深思。这几天,某教授针对“某部,不要给我的子女减负”而大喊“某部要把减负进行到底”,请问,什么叫进行到底?想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到底么?底是什么?以什么作支撑?以什么作保证?以什么为基础?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估计他也不会说这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进行到底之类的话,“减负”需要一些事实分析,而不是总说一些应该减下来的空话。摸着良心说,谁敢保证这次就一定能够减的下来?

学生负担太重,这是事实。应该减下来,确实应该减下来!但是也要分析一下,所谓负担是指什么?到底是哪里过重?是学业负担还是心理负担还是综合性的负担。无的放矢,缺乏针对性,只有翻来覆去的道德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值得怀疑。学生的负担的确太重,看不到这一点缺乏起码的良知。但是,我们又要分析,这些负担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过重要减下来或可以减下来的,哪些事实上是不能减下来的。同理,一个班级中,一门学科中,哪些学生需要减负,哪些还吃不饱,这都需要精准分析,否则,减下来以后付出的其他的代价更加大。明明知道做不到,但还是要去做,要去说,据说,只有这样做才是道德的。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不谈谈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具体怎样做。说来说去都是应该做得到,意义重大,然则于事无补。毛泽东说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空话。

减负夜谭:课外负担减少焦虑就会消失?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的许多所谓专家,其实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比如说,负担重不好,那是不是负担越轻越好呢,这界限又在哪里呢?资本主义罪恶、腐朽,但贫穷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对嘛,这就好吗?最近谈“减负”的几篇大论中,就存在此问题,论据不能证明论点。逻辑不能做到自洽,不能做到前后一致。概念化的理想与复杂的现实生活发生矛盾,那就要仔细地厘清,矛盾聚焦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这个矛盾长期不能解决。可能解决的途径是什么,解决到最好的结果是什么,而不是所谓进行到底的勇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虚火。

某些专家理直气壮的举例,美国的中小学生几乎是只上半天课。假的!同样,把减负进行到底。大话!减负的伟大意义,唠唠叨叨。套话!数据?许多的数据是哪里来的?老刀以为,常见的谎言有三种。一本身谎言;二弥天大谎;三假数据。泛泛地说减负就是空话,基于事实是首先一条,比如美国的孩子,是不是普遍低负担学习很轻松,还是穷人的孩子负担轻,有钱人家的孩子并不是。现在有许多中国人生活在美国,也有很多访问学者在美国交流,他们反馈回来的消息是什么?据最近老刀熟识的一位访问学者说,他近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考察,该州里有统一的教材和学生练习册,可以供教师、学生使用,但是鼓励教师们进行自主整合或研发教材。他们学生课程学习的学业评价都是由教师评定,更多地注重过程性评价。教师会将课程标准的评价内容分解每周,每周进行一定的测试,然后给学生一个评定,同时也告知家长。整个印第安纳州十分重视教学成绩,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年都要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全州的学业水平测试,主要包括语文(英语)和数学、科学。并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排名,名次直接影响学区对学校的投入。一、二年级不参加全州的统一考试,但学校也会进行统一的测试。而且三年级的成绩直接影响一、二年级教师的薪酬。因此,美国的校长和教师对教学质量也是十分地重视。他们的小学下午三点左右放学,也不是教授们说的半天学习或一两点放学。可以想象,美国的学生学习负担会很轻吗?教授们在用美国的教育作比较的时候要用上真实的材料,而不要总是信口开河。

在老刀看来,负担重与轻,减与增,充满了矛盾,这些相悖的命题建立起了讨论与争论的空间,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推动教育改革的动力。专家们发表一下意见也无可厚非,然而,许多文章都缺分析、自得其乐。一减到底与坚决不减,显然都是不恰当的。这其中关键的要素是,各个角色都要做好自己的事,厘清自己的角色定位,专家们不需臣谋君事妄自揣度,有关部门也不必事无巨细规定到学校、家庭的具体行为,这其中自有边界,在合理的范围内留有中间地带,让学校家庭自主选择。教育发展也与国家发展一样,有东部与西部之分,同一区域也有城乡之别,就是同一城区的窗口学校与普通的学校相异。同一校内、同一班内,学生的接受程度,家庭教育的环境各不相同。如果期待着一个报告、一个文件或一次会议能解决问题,抑或一个“进行到底”的口号能解决问题,不好意思,那老刀不客气地告诉你,只会是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减负夜谭:课外负担减少焦虑就会消失?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之,解决此类问题要稳妥,不能越减越负,要更多地考虑多元方法,地方自主,改变教育与课程的工具化,实现教育与课程的促进心灵成长的内在价值等途径来解决。我们不能把传统的勤学苦练全丢了,去学人家的“宽松教育”,实则教育文化传统不同,弄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英国等国家却在引进我们的数学教材,美国正在学我们的统考,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教育应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主要任务。减负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民族鼓励勤奋学习的优良传统,更不能允许某些教育公知借减负为口实,抹黑中国的基础教育,吹捧美国教育、神话美国教育。目前来说,负担过重的问题总要解决的,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定要适度减轻,教育部门、学校与家庭应各负其责,要有边界。

其一,教育部门要谨言慎行,以事实为依据实施“减负”。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大呼隆,尊重教育规律要放在“人民满意”之先。应组织专家以事实为依据,比较中西方教育,优劣各是什么,到底我国中小学生的负担有多重?重多少?是课业负担过重还是心理负担过重?这些需要可靠的报告。要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规则,确定底线,相关规定宜粗不宜细。同样,要在教育宣传中坚决摒弃效率崇拜,减少社会舆论给学校与家长施加的压力。要大力开发社会教育资源,实践“教育并不单单是学校的工作,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的理念,绝不可以一谈教育就单方面指向学校,也不能以牺牲学校或教师的利益迎合部分有话语权群体的无理要求,由学校来承担本该由社会或家庭承担的教育责任。教育部门与学校要致力于建设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水平,关心教师的生活,尊重教师人格与改善师生关系等等,而不是空谈减负,咒骂学业负担!不要轻易降低学业标准,使公办学校过于宽松而将压力传导至校外,使学有余力的学生家庭陷于焦虑之中。要努力办好公办教育,约束民办教育,不能以“公办保基本,民办供选择”的名义,自废武功,削弱公办教育,将教育推向市场,让家庭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其二,学校在“减负”中要尽到主体责任,重点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学校在“减负”中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学校有责任尊重教育规律,自觉抵制非教育性的要求,更不能对社会中的教育功利主义推波助澜,切勿揠苗助长,坚决保证学生的睡眠与休息时间,坚决避免机械重复的作业。要深化教育研究,重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使学生能主动学习,有积极的学习心态,在此状态下,我们原来视为过重的负担也许就不再过重。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作业状态,多培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意识,具身认知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思维并不仅仅发生在人的头脑中,大部分的知觉、思维和行动都涉及身体及身体所处环境之间连续而丰富的交互作用,这一点也许是中西方教育真正的差别。学校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教学水平高,教师全身心投入,对工作负责任,教师关心孩子,那么盲目的、片面的、过多的作业布置就会减少,练习的针对性就会加强。教在点子上,那么学生学习的效果会比较好,举一而反三,而不至事半功倍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也就比较而言会轻松一点。教师水平低 、教学不得法、课内损失课外补、必然转化为学生的过重负担,这是学生学业负担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学不得要领的老师偏偏都比较地焦虑,甚至比较暴戾,这就会使师生关系紧张,也会导致学生焦虑和痛苦,这是学生心理负担的加重主要因素。

其三,家庭要去焦虑,真正认识自己的孩子。减负需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调,需要系统思维,需要教师和家长的联手,需要就孩子的学习问题、学生的发展问题,家校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否则学校减下来了,家庭加上去了,依然如此或变本加厉、适得其反。孩子的成长自有规律,各有特点,作为家长,对孩子成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社会竞争的压力家长能直接感受到,但是,作为家长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发展有个适当的评估,过高的要求有时效果恰恰相反,徒增负担与焦虑。还是一句老话,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作为家庭,要关注孩子全面的身心发展,对孩子的评价不能唯考分论英雄,也不要人为加重孩子的负担,给孩子留点“闲暇”时间与空间。还是要营造符合孩子积极学习的氛围,对他们的学习产生积极地影响,对孩子的学习尽可能地做到关心、支持、鼓励与帮助,激发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学习信心,强化学习动机,化解学习压力。

综上,减负不是偏执地、片面地、形而上学地所谓一减到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考虑减下来的空白的时间和空间怎么使它丰富起来、活跃起来、充实起来,而不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结果无事生非、反而搞得鸡飞狗跳。减负也可能仅仅是为课外的教育培训机构的扩张擂鼓助威,造成教育的更大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堵塞平民上升通道,这更需要警惕。所以,将“减负进行到底”的口号,对它形左实右、误导国民的危害性,我们要有充分的估价!

本文转载自齐泽宏名师工作室的新浪博客,点击阅读原文

小编注:本文为转载新浪博客文章,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不能代表新浪立场,新浪尊重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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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夜谭:课外负担减少焦虑就会消失?

如何上国际学校

责任编辑:实习生张雅靖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休斯敦独立学区(HISD)将于当地时间3月12日放春假。当地时间3月9日晚,HISD教委结束会议后指出,为应对巨额的预算短缺,春假后学区将进行裁员:从学区管理层到教师等一线工作者,均不能幸免。有专家预计,HISD此次裁员人数恐在700人以上。

HISD作为休斯敦最大的独立学区,2018年初不仅面临高达2亿元的预算缺口,学区总监卡兰扎(Richard Carranza)也于近日辞职。当地时间3月9日晚,HISD教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HISD教委主席朗达·斯克尔恩-琼斯(Rhonda Skillern-Jones)表示,教委通过投票,一致决定将以裁员方式,解决50%的预算缺口。斯克尔恩-琼斯表示,裁员是场灾难,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教师、餐厅服务员、校车司机等,都无法在此次裁员潮中幸免。

裁员预计将在春假结束后展开。斯克尔恩-琼斯表示,学区会向各个学校发放预算清单,再由后者决定各部门的裁员数量。具体裁员情况,需各学校的评估报告出炉后才能知晓。

休斯敦教师联合会前会长盖耶·法伦(Gayle Fallon)预计,2018年,HISD面临的财政困难远超2011年,当时有多达700余名教职人员失去工作。法伦表示,初中的艺术、音乐及图书馆教职人员将首先受到裁员潮的影响,那些州政府没有规定学校必须做的项目,则很可能会完全消失。

HISD此次遭遇的财政困难,也引起许多华裔学生家长的关注。一名陈姓家长表示,教育一直是华裔关注的重要议题,自己买房时,学区归属是重要考察指标。HISD是休士顿地区最大的学区,大规模裁员一旦发生,受影响的华裔学生势必不少。华裔家长们近来都在讨论HISD的财政问题,均感到忧心忡忡。

实习编辑:郑萌  责任编辑:王颖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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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国际学校 (SIM IA) 扩充 IGCSE 项目,以提供国际 A Level 课程

面向所有年级的申请者提供 5 个奖学金名额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新加坡:除了剑桥国际中学教育综合证书 (IGCSE) 课程,SIM 国际学校 (SIM IA) 现将提供国际 A Level课程,为学生提供 6 年无缝衔接教育。

SIM IA 隶属于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集团,该集团是新加坡领先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学校秉承以务实教育引领亚洲发展的愿景, 致力于激发创造力和创业精神,构建全球社区,并让学生探寻多种成才途径。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结合了全球大学招生所需的国际严谨性和标准要求。我们将让学生学习 3 到 4 门 A Level 科目,让他们拥有时间和空间深入了解,并让他们将学习成果应用于不同场景,取代在许多学习领域对学生进行延伸评估的填鸭式教学。” SIM IA 校长 Bala Murugan K 说道。

为了帮助优秀学生继续学业而不必担心学费问题,SIM IA 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 SIM 国际学校奖学金。今年,学院将面向所有年级(7、8、9 和 11 年级)的优秀学生设置 5 个奖学金名额,以嘉奖学业成绩优秀以及在特定兴趣领域表现出特殊才能的学生。我们邀请学生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学校官方代理刘老师15330288895提交申请。

SIM IA 课程旨在侧重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及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应用学习。今年 3 月初,一群来自SIM IA的学生在东南亚数学竞赛 (SEAMC) 中大展身手,在 25 所参赛学校中荣获并列第二名的佳绩。来自中国的学者吴亦淼在”策略与挑战”项目中获得两枚银牌,在‘’创意’’项目中获得一枚铜牌。

我们将面向所有学生,特别是海外学生提供寄宿设施和专门的寄宿计划。我们还将为需要额外英语帮助的学生提供充分支持。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中学生 提供全额奖学金

去年,新加坡SIM国际学校首度来华招生,受到学生及家长欢迎,创造低龄留学新热点。记者从近日举行的SIM国际学校的招生说明会上获悉,今年,该校将继续在华招揽具备出国意向的优秀中学生,并新增国际通用的A Level课程,同时面向所有年级的申请者提供5个奖学金名额,奖学金丰厚,可以抵扣在新一年1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

新加坡管理学院(SIM)是新加坡具有领先地位的教育学府与专业培训机构,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于1964年创办,目的在于支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SIM旗下设有SIM国际学校、SIM全球教育、SIM专业发展与促力创业的E平台。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其中,SIM国际学校为12岁至18岁的学生提供剑桥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和剑桥国际高级水准(IGCSE A Level)课程,由英国剑桥国际考试部授予证书。

新增的国际A Level课程,将为学生提供6年无缝衔接教育,使得SIM国际学校毕业的学生,能够更好地申请英、美、澳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大学,还能“直升”新加坡管理学院,并最终在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海外合作大学修读学士学位。

据介绍,SIM国际学校的课程侧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应用学习,教师队伍具有丰富的本地与国际课程教学经验。同时,学校面向所有学生,特别是海外学生提供寄宿设施和专门的寄宿计划,还将为需要额外英语帮助的学生提供充分支持。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近年来,国内的国际学校价格水涨船高、质量良莠不齐,相比较之下,去海外就读国际学校价格亲民,逐渐成为热门选择。去年,本市一位初一学生就成功申请SIM国际学校就读。她的母亲欣喜地分享,孩子赴新加坡后快速适应了海外学习的氛围,学校管理严格,课程注重能力,老师贴心照料,孩子的自主学习热情很高,很快结识了一帮海内外的好朋友。她表示:新加坡适合低年龄段孩子留学,治安和环境好、往返中国方便、文化不生疏。

对于很多学生及家长而言,申请SIM国际学校还有一点最吸引人的就是与新加坡管理学院一脉相承。作为新加坡一流的教育学府,新加坡管理学院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知名大学合作,如英国的华威大学、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金史密斯学院),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等。提供覆盖大专、本科、硕士共计80多种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40多个不同国家的20000余名全日制学生和成人在职学生。其中,有约9200人选修了伦敦政经的课程。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招生负责人刘老师介绍,SIM全球教育采用“全面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具备全球视野,培养学生掌握日后就业中所需的工作技能和优良的个人素养。同时SIM全球教育还提供丰富多样的学生生活以及多元的职业实习训练活动。

据悉,SIM国际学校面向中国中学生的招生正在火热进行之中,选拔考试将于5月进行,优胜者最快可于今年7月中旬入学。而且,所有年级的申请学生,只要是成绩优秀以及在特定兴趣领域表现出特殊才能,都可以申请竞逐奖金丰厚的5个奖学金名额。

感兴趣的学生及家长可联系新加坡管理学院官方代理刘老师,15330288895。

关于 SIM 集团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是新加坡领先的高等教育与专业培训机构。学院始建于 1964 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出资设立,旨在为新加坡的工业化提供支持。SIM 旗下设有 SIM 国际学校 (SIM IA)、SIM 全球教育 (SIM GE)、SIM 专业发展 (SIM PD) 与 Platform E,提供全面的教育服务。

SIM全球教育(SIM Global Education)作为新加坡一流的私立教育学府,提供了从SIM到与英国,美国,澳州知名大学合作的文凭, 本科,研究生文凭和硕士课程共计超过80多种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40多个不同国家的20,000余名全日制学生和成人在职学生。SIM全球教育采用“全面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具备全球视野,培养学生掌握日后就业中所需的工作技能和优良的个人素养。同时SIM全球教育还提供丰富多样的学生生活以及多元的职业实习训练活动,让学生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中得到了全面发展。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SIM 国际学校 (SIM IA) 为 12 至 18 岁的学生提供剑桥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 (IGCSE) 与剑桥国际高级水准 (IGCSE A Level) 课程。这些课程均由英国剑桥国际考试部 (CIE) 制定并授予证书。

我们的教师队伍具有丰富的本地与国际课程教学经验,能够为 SIM 国际学校学生讲授严谨的学术课程,将他们培养成求知上进的学习者、社区构建者和富有创意的领导者。

SIM专业培训 (SI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和身临其境的专业学习经历,通过培训学员的全球性思维和最佳实践管理训练,帮助高层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我们的执行方案是通过组成专业兴趣学习小组,构建广泛的学习网络,解析经典商业案例,使得他们具备博学多才和引领创新市场的能力。每年超过11,000的专业人士受益于此类项目。此外,SIM专业培训还提供企业定制学习计划,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他们的组织和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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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平台 (Platform E) 不仅仅是一个创业项目,或孵化器或加速器。它是新加坡培养创意和企业家的最大型创业生态系统。E平台将严格的知识计划与实践的方法相结合,生产创新型企业家和可行的商业计划。这些方案都是在这个致力于创业项目的平台里产生的。 在这个2.5万平方英尺的共同工作空间里,吸引着一批批有抱负的企业家们。他们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探讨和分享商业想法。通过一系列测试与实践,找寻到他们商业主张的解决方案。

奖项与荣誉

新加坡私立教育委员会的“EDUTRUST”教育认证和‘强化注册框架’(ERF) 注册

新加坡管理学院私人有限公司旗下的SIM全球教育和SIM国际学校课程是首批进行新加坡私立教育委员会‘强化注册框架’(ERF) 注册的私立教育学府。

新加坡管理学院私人有限公司自2010年5月同样获得的“EduTrust”教育认证。得到“EduTrust”教育认证的私立教育学府具有强大的学术体系保证,并且在提供教育方面达到了质量标准。

新加坡SIM国际学校来华选拔优秀学生

“AsiaOne People’s Choice Awards”

SIM 全球教育在“AsiaOne People’s Choice Awards ”2016 年度投选活动中连续第八年被选为新加坡最佳前三私立学府。同样在2013 年的JobsCentral 学习调查中被选为最受欢迎的私立教育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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