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飞行员可肉眼看出半米距离

  空中护旗梯队

包括编领队机梯队、预警指挥机梯队、轰炸机梯队、舰载机梯队、歼击机梯队、陆航突击梯队等12个梯队。

每次阅兵分列式,打头阵的都是空中护旗梯队。此次国庆阅兵中,主力飞机将组成“70”字样,整齐地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是如何做到精准控制速度和距离的?

2015年9月3日,飞行员蔡伟参加了“九·三”阅兵,当时他驾驶的飞机位于“70”飞行编队的“7”字里,是纵队中间的一架。蔡伟在央视节目中曾介绍,不同位置的飞机有不同的驾驶特点,中间的几架飞机,承担着传导作用,要求飞得特别稳,动作量特别小,为后面的飞机创造更好的条件。

他回忆,当时编队飞机之间前后距离仅23.8米,而左右距离是0米。“0米”意味着机翼是相切的,20多米的前后间隔,也就相当于比一架飞机的长度多一点,距离相当近。

  如何保证飞行控制精准,字型不走样?

“阅兵的要求是零米零秒零误差,要完全通过肉眼测,还是很难。”蔡伟说,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飞行员可以通过肉眼看出半米距离,再近的距离就很难肉眼判断。由于飞机在空中会受到气流影响,因此飞机专门加载了一些助航设备,用来高精度定位,帮助飞行员控制飞行距离。

他回忆“九·三”阅兵时,最紧张的是经过国贸上空,因为高楼聚集区有热岛效应,气流很乱。这样的环境导致飞机稳定性比较弱,震动非常大。飞行员必须精力高度集中,盯住长机的位置,看好辅助设备,不断去修正距离、间隔、航向。飞行员不可能看向别处,只能通过余光感觉马上到天安门广场了。

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专业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蔡伟有18年飞行经历,累计飞行3000多个小时,他透露,选择受阅飞行员,一般从资深飞行员往下排,基本确保参与阅兵的飞行员都是技术能力较强的。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美好生活70年巨变-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浪新闻特别报道

责任编辑:吴金明

原标题:父母的责任是帮孩子找到人生扳机点

爸妈成功学

父母的责任是帮孩子找到人生扳机点

起跑线是精神不是物质,海外博士毕业依然可能变成啃老族

“一个老板跟我说,他雇过4个留学归国的博士,每月4000元,这些人干不到半个月就回家了。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提出了一个让人们迷茫的问题——

中国一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近70万,这么大的群体,他们中有多少真正成才了?父母用尽了血汗钱,站在各种培训班的门口等待,消耗无数精力和时间,孩子经过层层选拔,得到博士学位,最终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我们有必要反思近10年盛行的教育观了。夸奖式教育、起跑线理论、拼爹式教育、放养式教育、低龄出国论,等等。我们追寻的目标是不是有点偏呢?每个孩子拿出来都是特长生,哪怕就是个小学生,给他培训的老师说起来都是博士硕士,都有一堆的资格证书。但第一批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留学归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不被企业喜欢,自己也适应不了社会,出了一批啃老一族呢?

在近日于西安举行的“新东方 老师好!”品牌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陕西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实验小学校长罗坤、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别阐释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好老师”。王大伟问与会者: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老师,到底是什么让孩子最终成才?

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抛出了一个问题:教子的秘密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以50后为例,1977级大学生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王大伟以他同班同学为例,他是一个挖煤工人,上了大学。学了第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当年他26岁。就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了两个博士,回来成了名校的校领导。

1977级大学生是“被耽误的一代”,没有早教没有英语启蒙,甚至书也没怎么念,作业没做过,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出国七八年连国外人的家都进不去。新东方成立之初,俞敏洪带领着一批从美国、加拿大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创业,这些“名师”有特色、高品质的教学一下吸引了很多学生。从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的“个顶个”优秀,到今天的留学生,“做人没个精气神,这样的孩子回来怎么安排?”王大伟问大家。

1993年创立时,新东方精神就是强调“在绝望的大山砍下希望的石头”,在磨难中追求卓越的励志教育。俞敏洪9年前曾赠给记者一本书,借以鼓舞记者的斗志——《挺立在孤独、失败和屈辱的废墟上》。他无数次地在自己举办的讲座上抚慰他的那些家境普通、英语基础很差,但希望通过留学改变命运的崇拜者:我多次落榜,第三次才考上北大;我在大学里没有姑娘正眼看我,经受失败的煎熬;我的理想是哈佛,但3次被拒签,被老婆看不起,现在的哈佛仍然是我的梦想——一个创业英雄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感,但他终于挺立在了那些屈辱的废墟上。

但世易时移,现在活跃在同一个地点,黄庄、中关村、保福寺桥附近的想要留学的孩子们,父母都是英语很好、年薪甚高、给孩子报班只要最好不怕最贵的精英了。俞敏洪的“绝望大山论”在这个时代还吃得开吗?

俞敏洪坦言,“提出‘新东方 老师好!’这个概念,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下教育界的声音非常多,一会儿是互联网让教育改变,一会儿是AI让教育改变,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能让孩子改变的依然是老师,老师的言传身教,老师的一言一行,甚至拍拍肩膀的鼓励,都会给孩子带来终身性的影响。如今新东方已进入“后名师时代”,新东方名师已成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的概念,新东方希望每个老师都能成为好老师,每一个学生在新东方都能遇到真正的好老师,这也是“新东方 老师好”的深层含义。

在知识技能培训高度发达的今天,励志教育、全人格教育、在逆境中求生的精气神培养,反而成了好家长、好老师所必备的标配了。

王大伟非常认可俞敏洪在这方面的探索。他用三代留学生归国的故事来印证什么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的爷爷是在汉城(今天的韩国首尔——笔者注)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两床棉被,里面缝着八路军急需的药品。王大伟的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苏联学习武器,“回国时,四五岁的我去接他,看他把两个大木箱子搬下来。我妈特别高兴,问是不是给我们买电视了?”但王大伟父亲说不是,买了两箱子书。卢布当时和美元是等值的,他父亲把所有钱都买了关于原子武器防护的书,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原子武器防护的学科领域。

王大伟则是在日本警视厅留学的第一拨中国人。快毕业的时候,德国男生天天请人吃冰淇淋,法国女生天天晚上跳舞,而中国的学生每天晚上跑到图书馆去复印资料,“因为专业书太贵,我们买不起,但复印不要钱,所以我回国前一个月复印了70公斤外国警学最新的理论,每天都干到凌晨1点多”。

因此在起跑线上,培养留学生不是目标,培养有志向不怕困苦的精神世界才是目标。

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

找到人生扳机点

什么是起跑线呢?

王大伟小时候生活在军事医学的大院里。他从小就知道,院长在人的脑子里发现了一个区域叫蔡氏区,很了不起!“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在人脑里发现一个王氏区,这就是我的起跑线。什么是起跑线?起跑线不是物质,不是吃,不是穿,不是家有几套房,起跑线是精神,是虚的。”

王大伟是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977级学生,30多年前进校学了两个理论:一个叫发现,一个叫在游戏中学习。他满面愧疚地告诉记者:“我年轻时是这两个理论的鼓吹者,到处宣传。可是30年过去之后,我发现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孩子的教育因为应用了这两个理论而不成器。”

因此62岁的王大伟用自己的实践提出——任何一种教育理念都必须经过几代人的验证。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逆境出人才,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老来富裕,不如少年贫穷。王大伟介绍了他曾在1979年调查中国500位名人(臧克家、李苦禅、陈爱莲、黄宗英、孙敬修等)——都是各行各业的脊梁,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最后通过回信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大部分人都受过磨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永不言弃。

“小船有两支桨,不仅要夸奖,还要有惩戒。”通过40年的研究王大伟发现,500次嘱咐,300次表扬或者100次惩戒都不如孩子刹那的醒悟,感动和立志的作用更大。

“我发现,那些成功的人或者伟人在人生道路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扳机点,当他经历了这个拐点后,突然醒悟,飞速进步,想拉都拉不住。不想成功都不行。”王大伟说。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堵力

责编:铖昊

原标题:新昌集团控股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 来源:智通财经

新昌集团控股(00404)公布,袁金浩因彼有意向其他事务投入更多时间,故已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不再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以及审核、薪酬、风险管理和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自2019年9月27日起生效。

同日起,林家礼因彼有意向其他事务投入更多时间,故已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不再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审核、薪酬、提名和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

另外,卢永仁因彼有意向其他事务投入更多时间,故已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不再担任审核、企业管治委员会主席以及薪酬、提名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洪为民已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不再担任薪酬委员会主席以及审核、提名、风险管理和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

原标题:国庆生活记忆│翻花

1999年,因为参与了国庆50周年阅兵的翻花,让很多孩子觉得那年的暑假与众不同。

有一个珍贵的记忆,属于北京的80后孩子们。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的背景翻花,让很多孩子那年的暑假就开始与众不同:辛苦、有趣、骄傲,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保留着当时的翻花道具。

 

国庆生活记忆│翻花

图/微博截图

 

 

那年的暑假,白色T恤因为训练出汗太多,一次次洗后从白变黄;第一次体会到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滴到地上的感觉;训练间歇,能和同学围坐在一起,吃着“大红果”就是最大的幸福;甚至做梦,梦见的都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的背景音乐……今年37岁的田浩当时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那也是他第一次“后悔”为什么自己要长那么高的个子:因为过于突出的身高无法和同学“整齐划一”,只能遗憾错过1999年的国庆50周年阅兵翻花。

 

记得那时彩排出发,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近的学校都是步行前往,街坊邻居都出来站在道路两旁,家长们脸上都洋溢着“看!那是我家孩子”的骄傲。很多人还都记得,那年的9月30日下起了雨,就在庆典开始之前,天空放晴,蓝天白云、阳光万丈。可能直到现在,很多孩子都不知道这些五颜六色的翻花道具到底组成了哪些图案,只有那种激动,现在想起来依然可以心潮澎湃。

 

国庆生活记忆│翻花

图/记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王萍

编辑 李扬 校对 何燕 郭利